我家在批发市场门庭若市的日子，结束了丨人间
我家在批发市场门庭若市的日子，结束了丨人间
父亲在这个小商品批发市场租了个小铺子做服装批发生意，已经待了近20年。今年春节前，铺子租期要到了，他没有再续租。往年的这时候，我放寒假回来，按惯例是要到市场帮忙的。这是年末大甩卖的好时机，得紧紧抓牢，赚到年前的最后一笔进账。然而，今年返乡的火车上，我收到父亲发来的微信：“你可以不用出摊帮忙了。”我心想，难道知道疼我了？但还是回复：“怎么？”屏幕很快再次亮起：“清仓都没几个人来买了。”望着那行短短的消息，我很难揣测他的心情。
穿过一个个隧道，车厢明明灭灭，望着车窗外连绵不断的石山峻岭，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提醒着我，家乡越来越近了。盯着微信聊天对话框，我的思绪回到了2002年，那是我家开始在小商品市场摆摊的第一年。前一年的10月，我的弟弟出生，全家人都很高兴——尽管代价是母亲失去了乡村代课老师的工作，父亲也不能在派出所再做辅警。当然，刚刚成为小学生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份喜悦背后沉重的代价，只顾着和班上的小孩炫耀：“我有弟弟了！”2002年6月，怀揣着找亲大姐借来的2万块和自己攒下的1万块，双双失业的父母，决定到本地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租个小摊位，批发成衣。租金就用去了大约一半的启动资金，剩下的钱用于去广州进货。第一次去批发市场，我感到自己彷佛在迷宫里穿梭，曲曲折折、层层叠叠的档口，足以让人感到晕眩。当时的批发市场方兴未艾，可谓时尚先锋地，客户络绎不绝，周末时也有零售客前来“探店”。我家的第一个小摊是在市场巷子深处一个4平米左右的小位置。这个局促的空间，见证了我的父母如何是一头扎进小商品市场的海洋。第一次进货是由父亲独自完成的，他从自己的男性视角出发，进了一批男装牛仔裤、沙滩裤。当时“古惑仔”的穿搭风行岭南地区，年轻的父亲认为这是符合潮流的选择，销量一定可观。然而这批的货并不好卖，裤子过于“个性”，单价又没有优势，询问者寥寥。批发市场里本就是女装霸占大片江山，父亲想走男装路子。无奈行不通了，那批裤子最后被低价折本出售，重新进了一批女式短袖，是当时香港TVB剧里演员穿搭的“平替版”，进货价都是个位数，销量总算回到了正常。
从原本不相关的行业来到这个小商品批发市场找一份营生的，不止我家。随着父母逐渐适应市场的生活，我也逐渐了解了更多他们同行的故事。父母生于70年代，中考时，考上中专等于拥有铁饭碗，但他俩都没考上，只能继续读高中。等到他们高考时，赶上全国高校开始扩招，成绩不好也可以自费读大学，被称为“计划外自费生”。然而这样的人并不多，大部分人还是走向了社会。毕竟这里只是一个地处西南的边远小城，谁也不比谁富有。隔壁摊位的阿姨就是一个“计划外自费生”，她到省会读的大学，但是毕业后不包分配，自己又找不到工作，所以索性到市场租个摊位做买卖。她的经历给年幼的我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原来大学毕业也会找不到工作。不过我很喜欢那个阿姨，因为她说话细声细气，还带了很多小说来看。然而她的生意并不好，我总是为此很担心。还有一位卖床上用品的老板，原本和母亲一样，是一名乡村小学教师。他来到市场的原因众所周知——因为他总是在和旁边的店主展示他做老师时的工资条，以证实乡村老师的工资少得可怜。“老人要治病，小孩要读书，哪样不要花钱？”这句话是他的口头禅，另一句是：“搏一搏，单车变摩托。”他的确憋着劲儿做生意，在家庭式经营小摊为主流的市场里，他的摊位越做越大，还招了好几个帮工。还有一对和我们家的关系很不错“夫妻档”，他们会和我父母分享一些进货的信息，在没有时间掏出真心的批发市场里，实属可贵。然而这对夫妻也不是服装批发的“老江湖”，他们原来是在建筑工地上干活的，与其说是分享经验，不如说是年轻人一起摸着石头过河。他们的批发业务很多元，不只卖衣服，还卖建材瓷砖。那个男老板常常说：“没文化，就要一身都是刀，把把都要锋利。”在这个拥有7000个摊位、800多间铺面的小商品批发市场里，不知道有着多少和我父母一样的“老板”和“老板娘”。也许他们来到批发市场的理由各异，但都是被生活的滚滚洪流挟裹到了这里，奋力游着。
那时，我们家还住在村里的自建平房，弟弟开始上小学之后，为了方便，他就在市场旁边的学校借读。市场开门很早，每天6点，弟弟就得和父母冒着清晨凛冽的寒风出门，3人骑着一辆摩托车，像个三明治似的。弟弟总是最早在校门口等着开门的学生，他从不睡懒觉，也从来不用父母帮忙收拾，每天都乖乖地早早准备好书包，一点儿也不需要人操心。有天5点左右，母亲起床，天才蒙蒙亮，她却发现弟弟已经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电视，电视声音很小，他缩成一团，也很小。弟弟说，总是担心因为自己起晚了，耽误父母出门，都会早早地自然醒。2001年起“撤点并校”，村里的小学学生越来越少，要和其他的学校合并。对我的父母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我每天上学要到别的村子去，太远了。他们的生活已经自顾不暇。于是，我三年级开始就离开了村里的小学，转去了一所民办的寄宿学校。转学寄宿后，我每周日下午走3公里到村口搭公交上学，周五下午再回来，不需要接送。宿舍里的其他小孩几乎都会觉得自己是被父母“抛弃”了，所以才被送到这里，晚上常常能听到她们的啜泣。但我没有任何不满，反而还有点感激父母这个决定，只是一想到每个月200元的伙食费会替他们感到心疼。对于许多出卖体力为生的家庭而言，当生存的需求劈头盖脸而来，学习的重要性便会不自觉地往后靠。父母首先想到的不是我的作业多不多，而是周末了店里又可以多一个人手。况且我的成绩不差，所以周末来打下手更显得理所应当。反正我非常乐意出来干活，这意味着生意大好，更意味着我可以帮家里减轻负担。况且，当我逐渐长大，摊位里的衣服我也能穿了，有瑕疵不好卖的衣服，就变成了我的潮流新衣。批发市场的款式，是当时的时尚风向标。尽管那时家里的经济状况早已不那么窘迫，我依然会觉得自己的存在是父母的压力源泉，我的吃穿住行都是家里本可以没有的开销。我并没有想过，对于有的家庭来说，孩子并不是负担，更不需要孩子减轻负担。中学时代的我依然懵懂又单纯，可以很坦然地和同学朋友说父母在市场卖衣服，周末自己要去帮忙，根本不会在意别人怎么想。在异常忙碌的批发市场里，给家人打下手的孩子也不只有我一个，这里甚至还吸纳了不少临时童工。一次周末去帮忙的时候，我毫无形象地穿梭在市场里，拖着一大包货准备送去物流所在的停车场时，恍然发现前面有个拉货的人居然穿着自己学校的校服。我快步向前，认出了他是隔壁班的D，正想打个招呼，他却像是见了鬼般夺路而逃。我心生疑惑，难道是我的样子太狼狈吓人了吗？在学校里，他明明是对谁都极友好的阳光男孩。那天晚上收工回家之后，我的山寨步步高音乐手机上收到了他的QQ消息。他先是连发了3个“在吗？”还没等我回复，头像就继续闪烁抖动了起来，发来一大串消息，大意是希望我对今天的事情保密，千万千万不要在学校里和别人说他在市场打工。我的疑惑被他的请求解开了，原来他只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需要打工补贴家用。尽管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丢脸的事情，依靠自己的劳动为家里出一份力，难道不是应该自豪吗？但我没有反驳，也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答应了他。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意识到，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窘困的生活里畅游的。
| 周末的市场，一个小男孩正在母亲的辅导下写作业（作者供图）
刚刚到市场的前几年基本是维持收支平衡，除去日常开销，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储蓄，这个摊位真的是只能养家糊口。父母也不是没想过要放弃，但是如果不干这个，还能干什么呢？这个无解的问题让他们选择继续留市场，毕竟起码还能糊口。摸爬打滚5年后，父母决定向“当头摊”进攻。在这个小商品批发市场，深藏在巷道里的位子叫“里中摊”，在主干道边上的位子叫“当头摊”，这样的摊位空间更大，人流量更大，当然，租金也更高，是“里中摊”的两倍起。2007年，我小学快要毕业的时候，父母花3万块租下了一个8平米的“当头摊”，还一口气签了5年的租约。然而第二年开始，对方就要求涨租金，害怕失去摊位的父母也只能答应这种出尔反尔的要求。早熟的我那时候开始意识到批发市场里的层级之分——最轻松的顶端是这些“东家”，他们在市场刚刚建好就低价买下摊位，日后就可以把摊位出租，坐享其成，用租户的话说是“坐着数钱”。
2012年到2015年，生意越来越好。不只是我们一家门庭若市，整个小商品批发市场常年处于人声鼎沸的状态，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基本上是靠喊。至于为什么生意这么好，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的回答。回想起那几年，母亲的概括是：“都抢着买，有什么要什么，感觉是天上头有神仙给做了法。”在这种超出寻常的红火之中，父亲一开始是极其不踏实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来拿货呢？”渐渐地，他感到恍惚：“这种好事会持续多久？”再后来，他已经懒得再想——傻子才拒绝送上门的顾客，谁管他怎么来的。批发客户的需求越来越大，广州、株洲、福州、上海、嘉兴……父亲跑的市场越来越多。在智能手机还未“下沉”到70后的时候，父亲靠着十分不标准的普通话和纸质地图，走遍了许多批发市场。他的目标是搜寻各大市场的低价女装短袖基础款——因为这时印刷T恤已经逐渐失势，批发客户也开始追求简约风。8平方米的摊位已远远不够用，为此我们家又租下了紧挨在旁边的摊位，扩张“势力范围”达到了16平方。父亲在外奔波的时候，母亲一个人照看摊位已经力不从心。我家开始招女工帮忙，从1个到2个，巅峰时期，16平方米的小摊里一共7人在忙活。
我那时候已经知道，母亲的心里依然留恋着三尺讲台，所以她希望女儿有朝一日也能和曾经的她一样，传道授业解惑。但我并没有采纳她的建议，也忽视了她眼中的渴望和热情。那几年，针对乡村代课教师的政策开始改变，通过“特岗教师”招聘的统一考试，曾经退出讲台的代课教师就可以重回校园。通知一出，母亲便试探性地对父亲说：“要不，我去考一考？”父亲并不认为母亲能通过考试：“考什么考？早上6点到晚上6点，都在这16平方打转，哪还有精力看书，怎么考？”况且，那正是家里生意最好，最需要人手的时候。母亲并没有因此作罢：“我晚上看书又不耽误白天做事。这样都能考上的话，就该回去教书。”父亲依然极力反对：“回去当老师，哪有老板娘赚得多？而且这么多年了，什么东西都忘了，怎么考得过？”“钱一辈子也赚不完。考不过就算了，不试试我心不甘。”一向温和的母亲用坚定的语气表达了自己的想法。父亲也不再阻拦，只是碎碎念着：“唉，考不上的，考不上的。”母亲只把这些话当耳旁风，此后，每个稍微有空的夜晚，都抓紧了时间复习。然而，最后并没有考上。但母亲没有向我们流露出任何伤心的状态，她的念头也没有因此被打消，还是很倔强地表示：“有机会就继续考。”看到这样的结果，父亲有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继续考就能考上啊？你以为考试是买彩票抽奖吗？”第三次考的时候，母亲居然真的“中奖”了。这是一个喜忧参半的消息。少了老板娘，夫妻档就难以维系，但考上了不去入职，母亲又心有不甘。最后，父母商讨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工作日母亲去学校上班，中午休息时她骑电瓶车过来市场打下手，休息日她依然全天到市场干活。数年后，我问母亲，当初为什么那么坚定地要重新考教师。本以为母亲会给我一个很有情怀的答案，结果她说：“还不是为了老了好过点！老了做不动批发，到时候退休金也没有，我们两个就变成你和弟弟的负担。”听到这样现实的回答，我有些惊讶：“其实弟弟和我一直以为你是因为喜欢。”“也说不清是不是喜欢。不过你爸不会想这些，而且当时生意好，但我知道做不了一辈子的。”我接着问：“那，你当时没有和他说这个想法吗？”“没有，说了你爸会觉得我看不起他。”的确，父亲从不喜欢预设关于市场的任何不好结局。在他看来，如果觉得生意会江河日下，是对他能力的否定。
生意的红火和萧条似乎都不太讲道理。2016年以后，市场就开始渐渐地冷清了下来了。我家渐渐支撑不起几个工人人力成本，慢慢地只留下了1个女工。这还是因为母亲去学校上班之后，父亲独自实在应付不来。为了多些生意，父亲不再专营短袖，摊位里的货源变得混杂多样，女式打底衫、防晒衫、针织衫、套头衫都有。他认为，多元化的品种可以招揽更多的客人，薄利多销也是一种出路。然而生意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发展，市区街边的零售小店越来越少，来进货的零售小店主也越来越少。少数县城乡镇的零售小店主们依然会来这里进货，偏远地区的成衣零售业似乎还没有被互联网彻底冲垮，只是曾经意气风发的老板们也渐渐老了。以前因为忙碌交谈甚少的同行们，也终于在闲暇时间能够聊上几句，主题常常是“为什么没有客人了”，可大家都说不清为什么生意红火的日子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
父亲在这个小商品批发市场租了个小铺子做服装批发生意，已经待了近20年。今年春节前，铺子租期要到了，他没有再续租。往年的这时候，我放寒假回来，按惯例是要到市场帮忙的。这是年末大甩卖的好时机，得紧紧抓牢，赚到年前的最后一笔进账。然而，今年返乡的火车上，我收到父亲发来的微信：“你可以不用出摊帮忙了。”我心想，难道知道疼我了？但还是回复：“怎么？”屏幕很快再次亮起：“清仓都没几个人来买了。”望着那行短短的消息，我很难揣测他的心情。穿过一个个隧道，车厢明明灭灭，望着车窗外连绵不断的石山峻岭，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提醒着我，家乡越来越近了。盯着微信聊天对话框，我的思绪回到了2002年，那是我家开始在小商品市场摆摊的第一年。前一年的10月，我的弟弟出生，全家人都很高兴——尽管代价是母亲失去了乡村代课老师的工作，父亲也不能在派出所再做辅警。当然，刚刚成为小学生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份喜悦背后沉重的代价，只顾着和班上的小孩炫耀：“我有弟弟了！”2002年6月，怀揣着找亲大姐借来的2万块和自己攒下的1万块，双双失业的父母，决定到本地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租个小摊位，批发成衣。租金就用去了大约一半的启动资金，剩下的钱用于去广州进货。第一次去批发市场，我感到自己彷佛在迷宫里穿梭，曲曲折折、层层叠叠的档口，足以让人感到晕眩。当时的批发市场方兴未艾，可谓时尚先锋地，客户络绎不绝，周末时也有零售客前来“探店”。我家的第一个小摊是在市场巷子深处一个4平米左右的小位置。这个局促的空间，见证了我的父母如何是一头扎进小商品市场的海洋。第一次进货是由父亲独自完成的，他从自己的男性视角出发，进了一批男装牛仔裤、沙滩裤。当时“古惑仔”的穿搭风行岭南地区，年轻的父亲认为这是符合潮流的选择，销量一定可观。然而这批的货并不好卖，裤子过于“个性”，单价又没有优势，询问者寥寥。批发市场里本就是女装霸占大片江山，父亲想走男装路子。无奈行不通了，那批裤子最后被低价折本出售，重新进了一批女式短袖，是当时香港TVB剧里演员穿搭的“平替版”，进货价都是个位数，销量总算回到了正常。从原本不相关的行业来到这个小商品批发市场找一份营生的，不止我家。随着父母逐渐适应市场的生活，我也逐渐了解了更多他们同行的故事。父母生于70年代，中考时，考上中专等于拥有铁饭碗，但他俩都没考上，只能继续读高中。等到他们高考时，赶上全国高校开始扩招，成绩不好也可以自费读大学，被称为“计划外自费生”。然而这样的人并不多，大部分人还是走向了社会。毕竟这里只是一个地处西南的边远小城，谁也不比谁富有。隔壁摊位的阿姨就是一个“计划外自费生”，她到省会读的大学，但是毕业后不包分配，自己又找不到工作，所以索性到市场租个摊位做买卖。她的经历给年幼的我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原来大学毕业也会找不到工作。不过我很喜欢那个阿姨，因为她说话细声细气，还带了很多小说来看。然而她的生意并不好，我总是为此很担心。还有一位卖床上用品的老板，原本和母亲一样，是一名乡村小学教师。他来到市场的原因众所周知——因为他总是在和旁边的店主展示他做老师时的工资条，以证实乡村老师的工资少得可怜。“老人要治病，小孩要读书，哪样不要花钱？”这句话是他的口头禅，另一句是：“搏一搏，单车变摩托。”他的确憋着劲儿做生意，在家庭式经营小摊为主流的市场里，他的摊位越做越大，还招了好几个帮工。还有一对和我们家的关系很不错“夫妻档”，他们会和我父母分享一些进货的信息，在没有时间掏出真心的批发市场里，实属可贵。然而这对夫妻也不是服装批发的“老江湖”，他们原来是在建筑工地上干活的，与其说是分享经验，不如说是年轻人一起摸着石头过河。他们的批发业务很多元，不只卖衣服，还卖建材瓷砖。那个男老板常常说：“没文化，就要一身都是刀，把把都要锋利。”在这个拥有7000个摊位、800多间铺面的小商品批发市场里，不知道有着多少和我父母一样的“老板”和“老板娘”。也许他们来到批发市场的理由各异，但都是被生活的滚滚洪流挟裹到了这里，奋力游着。那时，我们家还住在村里的自建平房，弟弟开始上小学之后，为了方便，他就在市场旁边的学校借读。市场开门很早，每天6点，弟弟就得和父母冒着清晨凛冽的寒风出门，3人骑着一辆摩托车，像个三明治似的。弟弟总是最早在校门口等着开门的学生，他从不睡懒觉，也从来不用父母帮忙收拾，每天都乖乖地早早准备好书包，一点儿也不需要人操心。有天5点左右，母亲起床，天才蒙蒙亮，她却发现弟弟已经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电视，电视声音很小，他缩成一团，也很小。弟弟说，总是担心因为自己起晚了，耽误父母出门，都会早早地自然醒。2001年起“撤点并校”，村里的小学学生越来越少，要和其他的学校合并。对我的父母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我每天上学要到别的村子去，太远了。他们的生活已经自顾不暇。于是，我三年级开始就离开了村里的小学，转去了一所民办的寄宿学校。转学寄宿后，我每周日下午走3公里到村口搭公交上学，周五下午再回来，不需要接送。宿舍里的其他小孩几乎都会觉得自己是被父母“抛弃”了，所以才被送到这里，晚上常常能听到她们的啜泣。但我没有任何不满，反而还有点感激父母这个决定，只是一想到每个月200元的伙食费会替他们感到心疼。对于许多出卖体力为生的家庭而言，当生存的需求劈头盖脸而来，学习的重要性便会不自觉地往后靠。父母首先想到的不是我的作业多不多，而是周末了店里又可以多一个人手。况且我的成绩不差，所以周末来打下手更显得理所应当。反正我非常乐意出来干活，这意味着生意大好，更意味着我可以帮家里减轻负担。况且，当我逐渐长大，摊位里的衣服我也能穿了，有瑕疵不好卖的衣服，就变成了我的潮流新衣。批发市场的款式，是当时的时尚风向标。尽管那时家里的经济状况早已不那么窘迫，我依然会觉得自己的存在是父母的压力源泉，我的吃穿住行都是家里本可以没有的开销。我并没有想过，对于有的家庭来说，孩子并不是负担，更不需要孩子减轻负担。中学时代的我依然懵懂又单纯，可以很坦然地和同学朋友说父母在市场卖衣服，周末自己要去帮忙，根本不会在意别人怎么想。在异常忙碌的批发市场里，给家人打下手的孩子也不只有我一个，这里甚至还吸纳了不少临时童工。一次周末去帮忙的时候，我毫无形象地穿梭在市场里，拖着一大包货准备送去物流所在的停车场时，恍然发现前面有个拉货的人居然穿着自己学校的校服。我快步向前，认出了他是隔壁班的D，正想打个招呼，他却像是见了鬼般夺路而逃。我心生疑惑，难道是我的样子太狼狈吓人了吗？在学校里，他明明是对谁都极友好的阳光男孩。那天晚上收工回家之后，我的山寨步步高音乐手机上收到了他的QQ消息。他先是连发了3个“在吗？”还没等我回复，头像就继续闪烁抖动了起来，发来一大串消息，大意是希望我对今天的事情保密，千万千万不要在学校里和别人说他在市场打工。我的疑惑被他的请求解开了，原来他只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需要打工补贴家用。尽管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丢脸的事情，依靠自己的劳动为家里出一份力，难道不是应该自豪吗？但我没有反驳，也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答应了他。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意识到，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窘困的生活里畅游的。| 周末的市场，一个小男孩正在母亲的辅导下写作业（作者供图）刚刚到市场的前几年基本是维持收支平衡，除去日常开销，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储蓄，这个摊位真的是只能养家糊口。父母也不是没想过要放弃，但是如果不干这个，还能干什么呢？这个无解的问题让他们选择继续留市场，毕竟起码还能糊口。摸爬打滚5年后，父母决定向“当头摊”进攻。在这个小商品批发市场，深藏在巷道里的位子叫“里中摊”，在主干道边上的位子叫“当头摊”，这样的摊位空间更大，人流量更大，当然，租金也更高，是“里中摊”的两倍起。2007年，我小学快要毕业的时候，父母花3万块租下了一个8平米的“当头摊”，还一口气签了5年的租约。然而第二年开始，对方就要求涨租金，害怕失去摊位的父母也只能答应这种出尔反尔的要求。早熟的我那时候开始意识到批发市场里的层级之分——最轻松的顶端是这些“东家”，他们在市场刚刚建好就低价买下摊位，日后就可以把摊位出租，坐享其成，用租户的话说是“坐着数钱”。2012年到2015年，生意越来越好。不只是我们一家门庭若市，整个小商品批发市场常年处于人声鼎沸的状态，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基本上是靠喊。至于为什么生意这么好，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的回答。回想起那几年，母亲的概括是：“都抢着买，有什么要什么，感觉是天上头有神仙给做了法。”在这种超出寻常的红火之中，父亲一开始是极其不踏实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来拿货呢？”渐渐地，他感到恍惚：“这种好事会持续多久？”再后来，他已经懒得再想——傻子才拒绝送上门的顾客，谁管他怎么来的。批发客户的需求越来越大，广州、株洲、福州、上海、嘉兴……父亲跑的市场越来越多。在智能手机还未“下沉”到70后的时候，父亲靠着十分不标准的普通话和纸质地图，走遍了许多批发市场。他的目标是搜寻各大市场的低价女装短袖基础款——因为这时印刷T恤已经逐渐失势，批发客户也开始追求简约风。8平方米的摊位已远远不够用，为此我们家又租下了紧挨在旁边的摊位，扩张“势力范围”达到了16平方。父亲在外奔波的时候，母亲一个人照看摊位已经力不从心。我家开始招女工帮忙，从1个到2个，巅峰时期，16平方米的小摊里一共7人在忙活。我那时候已经知道，母亲的心里依然留恋着三尺讲台，所以她希望女儿有朝一日也能和曾经的她一样，传道授业解惑。但我并没有采纳她的建议，也忽视了她眼中的渴望和热情。那几年，针对乡村代课教师的政策开始改变，通过“特岗教师”招聘的统一考试，曾经退出讲台的代课教师就可以重回校园。通知一出，母亲便试探性地对父亲说：“要不，我去考一考？”父亲并不认为母亲能通过考试：“考什么考？早上6点到晚上6点，都在这16平方打转，哪还有精力看书，怎么考？”况且，那正是家里生意最好，最需要人手的时候。母亲并没有因此作罢：“我晚上看书又不耽误白天做事。这样都能考上的话，就该回去教书。”父亲依然极力反对：“回去当老师，哪有老板娘赚得多？而且这么多年了，什么东西都忘了，怎么考得过？”“钱一辈子也赚不完。考不过就算了，不试试我心不甘。”一向温和的母亲用坚定的语气表达了自己的想法。父亲也不再阻拦，只是碎碎念着：“唉，考不上的，考不上的。”母亲只把这些话当耳旁风，此后，每个稍微有空的夜晚，都抓紧了时间复习。然而，最后并没有考上。但母亲没有向我们流露出任何伤心的状态，她的念头也没有因此被打消，还是很倔强地表示：“有机会就继续考。”看到这样的结果，父亲有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继续考就能考上啊？你以为考试是买彩票抽奖吗？”第三次考的时候，母亲居然真的“中奖”了。这是一个喜忧参半的消息。少了老板娘，夫妻档就难以维系，但考上了不去入职，母亲又心有不甘。最后，父母商讨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工作日母亲去学校上班，中午休息时她骑电瓶车过来市场打下手，休息日她依然全天到市场干活。数年后，我问母亲，当初为什么那么坚定地要重新考教师。本以为母亲会给我一个很有情怀的答案，结果她说：“还不是为了老了好过点！老了做不动批发，到时候退休金也没有，我们两个就变成你和弟弟的负担。”听到这样现实的回答，我有些惊讶：“其实弟弟和我一直以为你是因为喜欢。”“也说不清是不是喜欢。不过你爸不会想这些，而且当时生意好，但我知道做不了一辈子的。”我接着问：“那，你当时没有和他说这个想法吗？”“没有，说了你爸会觉得我看不起他。”的确，父亲从不喜欢预设关于市场的任何不好结局。在他看来，如果觉得生意会江河日下，是对他能力的否定。生意的红火和萧条似乎都不太讲道理。2016年以后，市场就开始渐渐地冷清了下来了。我家渐渐支撑不起几个工人人力成本，慢慢地只留下了1个女工。这还是因为母亲去学校上班之后，父亲独自实在应付不来。为了多些生意，父亲不再专营短袖，摊位里的货源变得混杂多样，女式打底衫、防晒衫、针织衫、套头衫都有。他认为，多元化的品种可以招揽更多的客人，薄利多销也是一种出路。然而生意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发展，市区街边的零售小店越来越少，来进货的零售小店主也越来越少。少数县城乡镇的零售小店主们依然会来这里进货，偏远地区的成衣零售业似乎还没有被互联网彻底冲垮，只是曾经意气风发的老板们也渐渐老了。以前因为忙碌交谈甚少的同行们，也终于在闲暇时间能够聊上几句，主题常常是“为什么没有客人了”，可大家都说不清为什么生意红火的日子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声明：本信息来自互联网转载，本站仅仅分享信息不保证真实性、实时性、有效性、准确性，信息仅供参考。建议大家不信遥不传遥。如侵权请联系本站客服删除，谢谢！
“5块10块，来看看啊！5块10块，平过青菜……”
配图 | 作者供图
父亲在这个小商品批发市场租了个小铺子做服装批发生意，已经待了近20年。今年春节前，铺子租期要到了，他没有再续租。往年的这时候，我放寒假回来，按惯例是要到市场帮忙的。这是年末大甩卖的好时机，得紧紧抓牢，赚到年前的最后一笔进账。然而，今年返乡的火车上，我收到父亲发来的微信：“你可以不用出摊帮忙了。”我心想，难道知道疼我了？但还是回复：“怎么？”屏幕很快再次亮起：“清仓都没几个人来买了。”望着那行短短的消息，我很难揣测他的心情。| 年底的市场，许多店铺开始清仓甩卖（作者供图）
穿过一个个隧道，车厢明明灭灭，望着车窗外连绵不断的石山峻岭，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提醒着我，家乡越来越近了。盯着微信聊天对话框，我的思绪回到了2002年，那是我家开始在小商品市场摆摊的第一年。前一年的10月，我的弟弟出生，全家人都很高兴——尽管代价是母亲失去了乡村代课老师的工作，父亲也不能在派出所再做辅警。当然，刚刚成为小学生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份喜悦背后沉重的代价，只顾着和班上的小孩炫耀：“我有弟弟了！”2002年6月，怀揣着找亲大姐借来的2万块和自己攒下的1万块，双双失业的父母，决定到本地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租个小摊位，批发成衣。租金就用去了大约一半的启动资金，剩下的钱用于去广州进货。第一次去批发市场，我感到自己彷佛在迷宫里穿梭，曲曲折折、层层叠叠的档口，足以让人感到晕眩。当时的批发市场方兴未艾，可谓时尚先锋地，客户络绎不绝，周末时也有零售客前来“探店”。我家的第一个小摊是在市场巷子深处一个4平米左右的小位置。这个局促的空间，见证了我的父母如何是一头扎进小商品市场的海洋。第一次进货是由父亲独自完成的，他从自己的男性视角出发，进了一批男装牛仔裤、沙滩裤。当时“古惑仔”的穿搭风行岭南地区，年轻的父亲认为这是符合潮流的选择，销量一定可观。然而这批的货并不好卖，裤子过于“个性”，单价又没有优势，询问者寥寥。批发市场里本就是女装霸占大片江山，父亲想走男装路子。无奈行不通了，那批裤子最后被低价折本出售，重新进了一批女式短袖，是当时香港TVB剧里演员穿搭的“平替版”，进货价都是个位数，销量总算回到了正常。| 只有4平方米左右的小摊，店主们都会想办法外扩，在外面多挂点衣服（作者供图）
父母的小摊是批发市场里最寻常不过的“夫妻档”。男人负责走南闯北跑市场进货，女人负责盘点整理、打包发货。两个人都在店里的时候，就互相打配合，一人和顾客周旋的时候，另一个人就眼疾手快地把对方要的货整理出来，装袋打包。父亲年轻时曾是一个沉默、不善言辞的男人，以至于母亲曾经被不止一个好友问：“你们拍拖，有话聊吗？”但是批发市场改变了他，生活磨平了他的棱角。当他成为一个摊位的老板，和不同的顾客打交道就成为了日常，吆喝叫卖、讨价还价、斤斤计较，都是他的必修课。从来没有人问过，他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把自己变成一个和少年时代截然不同的人，就仿佛一切都是再顺其自然不过的“不得不”。我和弟弟印象里的父亲，是肚子前挂着收钱的腰包，面带笑意、口若悬河的老板，而不是他学生时代好友记忆中的那个斯斯文文的带着无框眼镜的男同学。相较而言，母亲的转变似乎更加顺利。她纯熟地把对着学生的锐利大嗓门转向神态各异的顾客，把站一整天的讲台变成看一天的摊位，把闲暇时的备课改作业替换成整理打包发物流。她耳边响起的不再是稚嫩的：“卢老师，这道题怎么做？”而是此起彼伏的：“老板娘，这件怎么卖？”母亲就这样投入到了新角色中，当时我也并没有察觉她对教师职业的不舍，反正在我看来不管什么工作，都是为了赚钱。某天店里来了一对母女，母亲要给准备上初中的女儿买衣服。讨价还价之际，那位母亲认出了我母亲：“老板娘你是不是当过老师的？好像我儿子那班的班主任。”对方话音刚落，母亲就让了价：“好了好了，批发价给你，不赚你钱。”那对母女心满意足地离开，我父亲无可奈何地摇头：“这个小女孩很想要，你不少，最后她妈也会给她买。”母亲一向牙尖嘴利，这次却没有立刻反驳，过了好一会儿，才底气不足地喃喃自语：“留点给她儿子买新衣服。”| 母亲带着女儿逛市场（作者供图）
从原本不相关的行业来到这个小商品批发市场找一份营生的，不止我家。随着父母逐渐适应市场的生活，我也逐渐了解了更多他们同行的故事。父母生于70年代，中考时，考上中专等于拥有铁饭碗，但他俩都没考上，只能继续读高中。等到他们高考时，赶上全国高校开始扩招，成绩不好也可以自费读大学，被称为“计划外自费生”。然而这样的人并不多，大部分人还是走向了社会。毕竟这里只是一个地处西南的边远小城，谁也不比谁富有。隔壁摊位的阿姨就是一个“计划外自费生”，她到省会读的大学，但是毕业后不包分配，自己又找不到工作，所以索性到市场租个摊位做买卖。她的经历给年幼的我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原来大学毕业也会找不到工作。不过我很喜欢那个阿姨，因为她说话细声细气，还带了很多小说来看。然而她的生意并不好，我总是为此很担心。还有一位卖床上用品的老板，原本和母亲一样，是一名乡村小学教师。他来到市场的原因众所周知——因为他总是在和旁边的店主展示他做老师时的工资条，以证实乡村老师的工资少得可怜。“老人要治病，小孩要读书，哪样不要花钱？”这句话是他的口头禅，另一句是：“搏一搏，单车变摩托。”他的确憋着劲儿做生意，在家庭式经营小摊为主流的市场里，他的摊位越做越大，还招了好几个帮工。还有一对和我们家的关系很不错“夫妻档”，他们会和我父母分享一些进货的信息，在没有时间掏出真心的批发市场里，实属可贵。然而这对夫妻也不是服装批发的“老江湖”，他们原来是在建筑工地上干活的，与其说是分享经验，不如说是年轻人一起摸着石头过河。他们的批发业务很多元，不只卖衣服，还卖建材瓷砖。那个男老板常常说：“没文化，就要一身都是刀，把把都要锋利。”在这个拥有7000个摊位、800多间铺面的小商品批发市场里，不知道有着多少和我父母一样的“老板”和“老板娘”。也许他们来到批发市场的理由各异，但都是被生活的滚滚洪流挟裹到了这里，奋力游着。| 形形色色的摊主们（作者供图）
那时，我们家还住在村里的自建平房，弟弟开始上小学之后，为了方便，他就在市场旁边的学校借读。市场开门很早，每天6点，弟弟就得和父母冒着清晨凛冽的寒风出门，3人骑着一辆摩托车，像个三明治似的。弟弟总是最早在校门口等着开门的学生，他从不睡懒觉，也从来不用父母帮忙收拾，每天都乖乖地早早准备好书包，一点儿也不需要人操心。有天5点左右，母亲起床，天才蒙蒙亮，她却发现弟弟已经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电视，电视声音很小，他缩成一团，也很小。弟弟说，总是担心因为自己起晚了，耽误父母出门，都会早早地自然醒。2001年起“撤点并校”，村里的小学学生越来越少，要和其他的学校合并。对我的父母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我每天上学要到别的村子去，太远了。他们的生活已经自顾不暇。于是，我三年级开始就离开了村里的小学，转去了一所民办的寄宿学校。转学寄宿后，我每周日下午走3公里到村口搭公交上学，周五下午再回来，不需要接送。宿舍里的其他小孩几乎都会觉得自己是被父母“抛弃”了，所以才被送到这里，晚上常常能听到她们的啜泣。但我没有任何不满，反而还有点感激父母这个决定，只是一想到每个月200元的伙食费会替他们感到心疼。对于许多出卖体力为生的家庭而言，当生存的需求劈头盖脸而来，学习的重要性便会不自觉地往后靠。父母首先想到的不是我的作业多不多，而是周末了店里又可以多一个人手。况且我的成绩不差，所以周末来打下手更显得理所应当。反正我非常乐意出来干活，这意味着生意大好，更意味着我可以帮家里减轻负担。况且，当我逐渐长大，摊位里的衣服我也能穿了，有瑕疵不好卖的衣服，就变成了我的潮流新衣。批发市场的款式，是当时的时尚风向标。尽管那时家里的经济状况早已不那么窘迫，我依然会觉得自己的存在是父母的压力源泉，我的吃穿住行都是家里本可以没有的开销。我并没有想过，对于有的家庭来说，孩子并不是负担，更不需要孩子减轻负担。中学时代的我依然懵懂又单纯，可以很坦然地和同学朋友说父母在市场卖衣服，周末自己要去帮忙，根本不会在意别人怎么想。在异常忙碌的批发市场里，给家人打下手的孩子也不只有我一个，这里甚至还吸纳了不少临时童工。一次周末去帮忙的时候，我毫无形象地穿梭在市场里，拖着一大包货准备送去物流所在的停车场时，恍然发现前面有个拉货的人居然穿着自己学校的校服。我快步向前，认出了他是隔壁班的D，正想打个招呼，他却像是见了鬼般夺路而逃。我心生疑惑，难道是我的样子太狼狈吓人了吗？在学校里，他明明是对谁都极友好的阳光男孩。那天晚上收工回家之后，我的山寨步步高音乐手机上收到了他的QQ消息。他先是连发了3个“在吗？”还没等我回复，头像就继续闪烁抖动了起来，发来一大串消息，大意是希望我对今天的事情保密，千万千万不要在学校里和别人说他在市场打工。我的疑惑被他的请求解开了，原来他只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需要打工补贴家用。尽管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丢脸的事情，依靠自己的劳动为家里出一份力，难道不是应该自豪吗？但我没有反驳，也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答应了他。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意识到，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窘困的生活里畅游的。| 周末的市场，一个小男孩正在母亲的辅导下写作业（作者供图）| 小女孩一个人在略显逼仄的摊位里学习（作者供图）
刚刚到市场的前几年基本是维持收支平衡，除去日常开销，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储蓄，这个摊位真的是只能养家糊口。父母也不是没想过要放弃，但是如果不干这个，还能干什么呢？这个无解的问题让他们选择继续留市场，毕竟起码还能糊口。摸爬打滚5年后，父母决定向“当头摊”进攻。在这个小商品批发市场，深藏在巷道里的位子叫“里中摊”，在主干道边上的位子叫“当头摊”，这样的摊位空间更大，人流量更大，当然，租金也更高，是“里中摊”的两倍起。2007年，我小学快要毕业的时候，父母花3万块租下了一个8平米的“当头摊”，还一口气签了5年的租约。然而第二年开始，对方就要求涨租金，害怕失去摊位的父母也只能答应这种出尔反尔的要求。早熟的我那时候开始意识到批发市场里的层级之分——最轻松的顶端是这些“东家”，他们在市场刚刚建好就低价买下摊位，日后就可以把摊位出租，坐享其成，用租户的话说是“坐着数钱”。| “当头摊”的面积更大（作者供图）
来到“当头摊”第二年，2008年，父母的生意开始迎来了上坡路，家里终于开始有了小小的积蓄。父母终于找对了进货和销售的要点。这时，我家的摊位开始专营女装短袖，这些短袖是最基础的T恤版型，上面印了各式图案，从荧屏的流行卡通形象，到火热的明星头像，或者是潮牌LOGO，时下热点全都能找到。T恤不分码数，只要大小合适，似乎什么样的年龄段都能穿。价格低廉，消费者广泛，市区内外周边的零售小店主基本都会来进货，销量日渐增长。在记忆中，那是欣欣向荣的一年，北京奥运会让年少的我热血沸腾。在奥运会开幕式那天，父亲开回了我家的第一辆小车——五菱荣光。那时村里有小车的人家还是少数。这是自弟弟出生后，难得的全家人都发自内心的喜悦时刻，弟弟很高兴，他上学再不用风吹日晒又雨淋了。此后，这辆十分“耐造”的车就成为了我家最实用的工具，运货、跑市场、接小孩……几乎从未出现过问题。许多年后，这款车型被广大网友称为“神车”。与此同时，父母已经完全适应了批发市场的生活，他们尝到了勤恳劳动的小小果实——尽管只是一部再普通不过的平价国产车。| 我家的第一辆小车——五菱荣光（作者供图）
2012年到2015年，生意越来越好。不只是我们一家门庭若市，整个小商品批发市场常年处于人声鼎沸的状态，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基本上是靠喊。至于为什么生意这么好，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的回答。回想起那几年，母亲的概括是：“都抢着买，有什么要什么，感觉是天上头有神仙给做了法。”在这种超出寻常的红火之中，父亲一开始是极其不踏实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来拿货呢？”渐渐地，他感到恍惚：“这种好事会持续多久？”再后来，他已经懒得再想——傻子才拒绝送上门的顾客，谁管他怎么来的。批发客户的需求越来越大，广州、株洲、福州、上海、嘉兴……父亲跑的市场越来越多。在智能手机还未“下沉”到70后的时候，父亲靠着十分不标准的普通话和纸质地图，走遍了许多批发市场。他的目标是搜寻各大市场的低价女装短袖基础款——因为这时印刷T恤已经逐渐失势，批发客户也开始追求简约风。8平方米的摊位已远远不够用，为此我们家又租下了紧挨在旁边的摊位，扩张“势力范围”达到了16平方。父亲在外奔波的时候，母亲一个人照看摊位已经力不从心。我家开始招女工帮忙，从1个到2个，巅峰时期，16平方米的小摊里一共7人在忙活。| 忙碌着拉货的工人们（作者供图）
在难以喘息的忙碌中，父亲寻找到了批发成衣的乐趣，经济上的回报冲淡了劳力的辛苦。他乐观地觉得，只要保持这种干劲，生意就会一直好下去，生活也会越来越好。“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成为他坚信的座右铭，为此，还在家里挂上了“天道酬勤”的牌匾。这是他最意气风发的几年，依靠自己的双手，他挣来了更好的车子、城里的房子，和看似理想的生活。一眨眼，我已经准备上大学，弟弟也到了懂事的中学阶段。在同时入行的朋友之中，有的人依然摸不到门路，有的人早早被市场淘汰，而他成为了最早立足于城市里的人。他规规矩矩上班的同龄朋友拿着固定的死工资，操心着尚小的孩子。他曾经羡慕的人开始羡慕他，就好像命运开了个玩笑。我填高考志愿时也因此受了影响，认为体制内只能拿没意思的薪水，到市场、到企业里才有机会赚钱，所以填的都是商科专业。母亲却说，你要不要考虑师范院校？我一口回绝。我那时候已经知道，母亲的心里依然留恋着三尺讲台，所以她希望女儿有朝一日也能和曾经的她一样，传道授业解惑。但我并没有采纳她的建议，也忽视了她眼中的渴望和热情。那几年，针对乡村代课教师的政策开始改变，通过“特岗教师”招聘的统一考试，曾经退出讲台的代课教师就可以重回校园。通知一出，母亲便试探性地对父亲说：“要不，我去考一考？”父亲并不认为母亲能通过考试：“考什么考？早上6点到晚上6点，都在这16平方打转，哪还有精力看书，怎么考？”况且，那正是家里生意最好，最需要人手的时候。母亲并没有因此作罢：“我晚上看书又不耽误白天做事。这样都能考上的话，就该回去教书。”父亲依然极力反对：“回去当老师，哪有老板娘赚得多？而且这么多年了，什么东西都忘了，怎么考得过？”“钱一辈子也赚不完。考不过就算了，不试试我心不甘。”一向温和的母亲用坚定的语气表达了自己的想法。父亲也不再阻拦，只是碎碎念着：“唉，考不上的，考不上的。”母亲只把这些话当耳旁风，此后，每个稍微有空的夜晚，都抓紧了时间复习。然而，最后并没有考上。但母亲没有向我们流露出任何伤心的状态，她的念头也没有因此被打消，还是很倔强地表示：“有机会就继续考。”看到这样的结果，父亲有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继续考就能考上啊？你以为考试是买彩票抽奖吗？”第三次考的时候，母亲居然真的“中奖”了。这是一个喜忧参半的消息。少了老板娘，夫妻档就难以维系，但考上了不去入职，母亲又心有不甘。最后，父母商讨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工作日母亲去学校上班，中午休息时她骑电瓶车过来市场打下手，休息日她依然全天到市场干活。数年后，我问母亲，当初为什么那么坚定地要重新考教师。本以为母亲会给我一个很有情怀的答案，结果她说：“还不是为了老了好过点！老了做不动批发，到时候退休金也没有，我们两个就变成你和弟弟的负担。”听到这样现实的回答，我有些惊讶：“其实弟弟和我一直以为你是因为喜欢。”“也说不清是不是喜欢。不过你爸不会想这些，而且当时生意好，但我知道做不了一辈子的。”我接着问：“那，你当时没有和他说这个想法吗？”“没有，说了你爸会觉得我看不起他。”的确，父亲从不喜欢预设关于市场的任何不好结局。在他看来，如果觉得生意会江河日下，是对他能力的否定。生意的红火和萧条似乎都不太讲道理。2016年以后，市场就开始渐渐地冷清了下来了。我家渐渐支撑不起几个工人人力成本，慢慢地只留下了1个女工。这还是因为母亲去学校上班之后，父亲独自实在应付不来。为了多些生意，父亲不再专营短袖，摊位里的货源变得混杂多样，女式打底衫、防晒衫、针织衫、套头衫都有。他认为，多元化的品种可以招揽更多的客人，薄利多销也是一种出路。然而生意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发展，市区街边的零售小店越来越少，来进货的零售小店主也越来越少。少数县城乡镇的零售小店主们依然会来这里进货，偏远地区的成衣零售业似乎还没有被互联网彻底冲垮，只是曾经意气风发的老板们也渐渐老了。以前因为忙碌交谈甚少的同行们，也终于在闲暇时间能够聊上几句，主题常常是“为什么没有客人了”，可大家都说不清为什么生意红火的日子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 许多摊位已经无人开门（作者供图）
对面摊的老板“老革命”从市场建立就开始打拼，他的结论是，市场货过时了，就像他老了一样，没人喜欢过时货，就像没人喜欢老东西：“衣服裤子，不时尚就不是东西！”旁边摊的自产自销的老板娘觉得，是自家小作坊制衣没有大厂家的批量生产优势，价格竞争不过别人。她说：“广州、武汉的大厂走量，我们人工费肯定比人家高，大鱼吃小鱼，做生意不就是这样？”父亲则坚称互联网经济是罪魁祸首，淘宝首当其冲：“我女儿小时候都穿我们的衣服，现在都自己淘宝买，又平又靓，现在的年轻人都这样了，哪里还有人逛市场？”而每当有人反问：“你怎么不做网店？”他就会更加激昂地陈词：“不是我不想做，进货的老板人家都在做淘宝，你怎么做得过人家广州十三行、武汉汉正街？”大家争执不下，从来没有得出过统一意见。这时如果卖糖水的小贩推车经过，卖糖水的阿姨就会过来问：“各位老板，吃一碗润润喉吗？” 没错，各种流动小摊小贩，也在这个市场流窜着。卖糖水的，卖快餐的，卖水果的，卖小吃的……这位卖糖水的阿姨，她总是用一个有复读功能的喇叭自动循环叫卖：绿豆、芋头、西米糖水！从父亲开始干这行，我就开始听这个叫卖声，这么多年了，小贩来来去去，这个声音还在。糖水阿姨有一个神奇之处，她总能捕捉任何望向她推车的目光，然后朝这目光不断靠近，问上一句：“来一碗吗？”小时候，我是很高兴听到她由远及近的叫卖声的，如果父亲心情好，或者那天生意不错，恰好她路过的时候我们又不忙，我就能喝上一碗绿豆糖水。我见证了绿豆糖水从5毛钱到现在的2块钱，也见证了市场的萧条让阿姨的糖水也渐渐卖不动了。她早就抓住种种时机向摊主们打广告，说自己准备在夜市街找个固定位子做糖水，老客们来有优惠价。老板们总是开玩笑回应：生意再差下去，就喝西北风了，哪还喝得起糖水？| 市场里的各种流动小摊小贩（作者供图）
家里的生意越来越差，疫情歇业了大半年之后，更是难以挽回地差下去了。单价10来块的打底衫，生意巅峰时期能卖到5、6万一天的流水，而现在每天的流水不到1000块。促销降价手段都失效了，因为市场里顾客越来越少。这种状况别说养家糊口了，连摊位的租金都赚不够。我们家已经雇不起工人，只剩下父亲一个光杆司令。尽管父亲已经说了不再需要帮手，但是我假期回家依然会到摊位上帮忙。每到年底，整个市场就会大甩卖，不论是卖成衣，还是卖布料，还是卖五金，或者是卖玩具文具，总之统统都大甩卖。毕竟有些东西，过时了就不好卖，放着也是占仓库，卖了还能回点本钱。而且临近过年，来批发市场的零售客人会多一些，大多数是来淘东西过年的。但时至今日，来批发市场大甩卖“捡漏”的零售顾客也越来越少，一部分是经济收入不高的中老年妇女，一部分是还没有经济来源的中学生。10年前那种放眼望去满是年轻时尚顾客穿梭游走的场景，早已一去不复返。| 用手机从楼上拍的全景图，客流量比往年相比少了许多（作者供图）
因为不再续租，所以今年清仓的任务就是甩卖店里所有的存货。一般是5到10块钱一件，主要是10块钱一件的打底针织衫，5块钱一件的薄套头上衣和防晒衫，全部是均码的。至于顾客年龄段，那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只要她肯买，几岁都能穿。我就坐在门口这儿大甩卖，有劲儿的时候喊一下：“5块10块，来看看啊！5块10块，平过青菜……”诸如此类，方言和普通话交错着来。一有人来挑挑拣拣，就看人说话——如果是一个阿姨闷头挑挑拣拣的，就在旁边碎碎念衣服多便宜划算；如果是几个妇女边挑边讨论的，就可以说啊呀这件衣服你穿再合适不过了，针织的有弹性，显身材，白色的衬你，红色的喜庆；如果是学生，我就会说我也拿了一件穿，很舒服不起球好搭配……总之，胡说八道，目的就是卖出去。清仓时常常是一会儿忙得昏头转向，一会儿就闲下来无事可做。这时候客流量总是间歇性的，往往有一个人挑挑拣拣就会吸引更多人挑挑拣拣，喜欢凑热闹的中国人心理在这里也得以体现。大甩卖嘛，总感觉人多的地方代表东西更划算，有便宜不占是傻蛋，赶紧冲过去抢抢才是正经事，自然就一哄而上。但人多的时候，我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诱惑每一条想上钩的鱼，还要注意有没有人趁乱偷衣服。因为在这个小商品批发市场，偷衣服的事情屡见不鲜。| 我家摊位正在清仓（作者供图）
卖东西肯定会遇上形形色色的客人，大甩卖的时候也是这样。有的人对着几块钱的衣服挑来拣去，有的人像占了大便宜一次买一打，有的人还是要讨价还价，有的人看了好久却不下手，有的人和同伴一边挑一边吐槽然后离开，有的人离开后又回来。有人让我觉得做生意开心，有人也会让我无奈愤怒，但是对于每一个摊主，保持平静，多看好事，才是做买卖的秘诀。在这个小商品批发市场， 被父母们、大多数是母亲们领着来买衣服的孩子，总是不敢主动说我想要哪件衣服的。大部分情况是母亲问小孩，这个好不好看？小孩要是点头，母亲就开始和店主砍价，如果没砍成，有的母亲就一把拉上孩子离开，或者问孩子：你想要吗？面对这样的问题，孩子们有的低头不做声，有的会很懂事地说“算了”，有的会说“也不是很想要”。砍价失败后的结果往往都是离开。我见过太多被母亲拉走的女孩子，转头回望自己刚刚心仪的衣服，那种眼神，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才好。我几乎没有见过斩钉截铁底气十足地说“我要”的女孩子，穷人孩子的懂事让我感同身受。因为我也曾是她们那样子，就像我从来不会主动和父亲说想喝一碗绿豆糖水。但今年清仓的日子里，父亲几乎每天都买糖水。我清楚地知道原因，其实是他舍不得。将近20年的市场生涯，就要这样结束了，市场的糖水也喝一次，少一次。其实在他看来，如果能赚到租金、维持生活，那生意还是可以继续，毕竟人到中年，所有掌握的技能都和市场息息相关，一旦离开，确实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在这个激流勇进的社会里立足。然而江河日下的批发生意让他彻底灰了心，再不舍得也明白，怎么挣扎也依然会面临亏本，所以只能放手离开，虽然他还没有想好自己下一步到底应该怎么走。我一直以为，只有年轻人才需要走一步看一步，未曾想到人到中年，还会面临这种踌躇不安。如今，父亲又开始羡慕那些工作稳定的朋友，起码他们不会面临中年失业的危机。有时他也会和我说，以后你要是像你母亲一样当个老师，也挺好。而我看到现实的种种，也开始觉得能有稳定的工作，的确是很好的选择。我们爷俩似乎全然忘记了当年在填报志愿时是何等抗拒师范类院校。也许我择业观的改变，也是家庭生活对我的深刻影响的一个剖面。“告别机器人生活，租期到，档口内，样样10元”。为了吸引顾客，父亲用大红纸手写了这样的牌子，挂在摊位最醒目的位置。我问他为什么是“告别机器人生活”？他说，这么多年，一直在这个小小的摊位忙碌，没有休息日，没有节假日，自己活得像一个赚钱机器，现在要和这样的生活告别了。“做久了机器人，一下子不用做，也是很难习惯的。”他的语气有些怅然若失，然而今年的清仓却更加惨淡了。我再问他会不会很讨厌淘宝之类的网购平台，他只是很平和地说：“有什么喜欢和讨厌，时代的选择，没人能抵得住。”也许是20来年的批发市场生活，让父亲变成了哲学家。编辑 | 简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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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块10块，来看看啊！5块10块，平过青菜……”
配图 | 作者供图
父亲在这个小商品批发市场租了个小铺子做服装批发生意，已经待了近20年。今年春节前，铺子租期要到了，他没有再续租。往年的这时候，我放寒假回来，按惯例是要到市场帮忙的。这是年末大甩卖的好时机，得紧紧抓牢，赚到年前的最后一笔进账。然而，今年返乡的火车上，我收到父亲发来的微信：“你可以不用出摊帮忙了。”我心想，难道知道疼我了？但还是回复：“怎么？”屏幕很快再次亮起：“清仓都没几个人来买了。”望着那行短短的消息，我很难揣测他的心情。| 年底的市场，许多店铺开始清仓甩卖（作者供图）
穿过一个个隧道，车厢明明灭灭，望着车窗外连绵不断的石山峻岭，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提醒着我，家乡越来越近了。盯着微信聊天对话框，我的思绪回到了2002年，那是我家开始在小商品市场摆摊的第一年。前一年的10月，我的弟弟出生，全家人都很高兴——尽管代价是母亲失去了乡村代课老师的工作，父亲也不能在派出所再做辅警。当然，刚刚成为小学生的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份喜悦背后沉重的代价，只顾着和班上的小孩炫耀：“我有弟弟了！”2002年6月，怀揣着找亲大姐借来的2万块和自己攒下的1万块，双双失业的父母，决定到本地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租个小摊位，批发成衣。租金就用去了大约一半的启动资金，剩下的钱用于去广州进货。第一次去批发市场，我感到自己彷佛在迷宫里穿梭，曲曲折折、层层叠叠的档口，足以让人感到晕眩。当时的批发市场方兴未艾，可谓时尚先锋地，客户络绎不绝，周末时也有零售客前来“探店”。我家的第一个小摊是在市场巷子深处一个4平米左右的小位置。这个局促的空间，见证了我的父母如何是一头扎进小商品市场的海洋。第一次进货是由父亲独自完成的，他从自己的男性视角出发，进了一批男装牛仔裤、沙滩裤。当时“古惑仔”的穿搭风行岭南地区，年轻的父亲认为这是符合潮流的选择，销量一定可观。然而这批的货并不好卖，裤子过于“个性”，单价又没有优势，询问者寥寥。批发市场里本就是女装霸占大片江山，父亲想走男装路子。无奈行不通了，那批裤子最后被低价折本出售，重新进了一批女式短袖，是当时香港TVB剧里演员穿搭的“平替版”，进货价都是个位数，销量总算回到了正常。| 只有4平方米左右的小摊，店主们都会想办法外扩，在外面多挂点衣服（作者供图）
父母的小摊是批发市场里最寻常不过的“夫妻档”。男人负责走南闯北跑市场进货，女人负责盘点整理、打包发货。两个人都在店里的时候，就互相打配合，一人和顾客周旋的时候，另一个人就眼疾手快地把对方要的货整理出来，装袋打包。父亲年轻时曾是一个沉默、不善言辞的男人，以至于母亲曾经被不止一个好友问：“你们拍拖，有话聊吗？”但是批发市场改变了他，生活磨平了他的棱角。当他成为一个摊位的老板，和不同的顾客打交道就成为了日常，吆喝叫卖、讨价还价、斤斤计较，都是他的必修课。从来没有人问过，他是怀着什么样的心情把自己变成一个和少年时代截然不同的人，就仿佛一切都是再顺其自然不过的“不得不”。我和弟弟印象里的父亲，是肚子前挂着收钱的腰包，面带笑意、口若悬河的老板，而不是他学生时代好友记忆中的那个斯斯文文的带着无框眼镜的男同学。相较而言，母亲的转变似乎更加顺利。她纯熟地把对着学生的锐利大嗓门转向神态各异的顾客，把站一整天的讲台变成看一天的摊位，把闲暇时的备课改作业替换成整理打包发物流。她耳边响起的不再是稚嫩的：“卢老师，这道题怎么做？”而是此起彼伏的：“老板娘，这件怎么卖？”母亲就这样投入到了新角色中，当时我也并没有察觉她对教师职业的不舍，反正在我看来不管什么工作，都是为了赚钱。某天店里来了一对母女，母亲要给准备上初中的女儿买衣服。讨价还价之际，那位母亲认出了我母亲：“老板娘你是不是当过老师的？好像我儿子那班的班主任。”对方话音刚落，母亲就让了价：“好了好了，批发价给你，不赚你钱。”那对母女心满意足地离开，我父亲无可奈何地摇头：“这个小女孩很想要，你不少，最后她妈也会给她买。”母亲一向牙尖嘴利，这次却没有立刻反驳，过了好一会儿，才底气不足地喃喃自语：“留点给她儿子买新衣服。”| 母亲带着女儿逛市场（作者供图）
从原本不相关的行业来到这个小商品批发市场找一份营生的，不止我家。随着父母逐渐适应市场的生活，我也逐渐了解了更多他们同行的故事。父母生于70年代，中考时，考上中专等于拥有铁饭碗，但他俩都没考上，只能继续读高中。等到他们高考时，赶上全国高校开始扩招，成绩不好也可以自费读大学，被称为“计划外自费生”。然而这样的人并不多，大部分人还是走向了社会。毕竟这里只是一个地处西南的边远小城，谁也不比谁富有。隔壁摊位的阿姨就是一个“计划外自费生”，她到省会读的大学，但是毕业后不包分配，自己又找不到工作，所以索性到市场租个摊位做买卖。她的经历给年幼的我带来了极大的冲击——原来大学毕业也会找不到工作。不过我很喜欢那个阿姨，因为她说话细声细气，还带了很多小说来看。然而她的生意并不好，我总是为此很担心。还有一位卖床上用品的老板，原本和母亲一样，是一名乡村小学教师。他来到市场的原因众所周知——因为他总是在和旁边的店主展示他做老师时的工资条，以证实乡村老师的工资少得可怜。“老人要治病，小孩要读书，哪样不要花钱？”这句话是他的口头禅，另一句是：“搏一搏，单车变摩托。”他的确憋着劲儿做生意，在家庭式经营小摊为主流的市场里，他的摊位越做越大，还招了好几个帮工。还有一对和我们家的关系很不错“夫妻档”，他们会和我父母分享一些进货的信息，在没有时间掏出真心的批发市场里，实属可贵。然而这对夫妻也不是服装批发的“老江湖”，他们原来是在建筑工地上干活的，与其说是分享经验，不如说是年轻人一起摸着石头过河。他们的批发业务很多元，不只卖衣服，还卖建材瓷砖。那个男老板常常说：“没文化，就要一身都是刀，把把都要锋利。”在这个拥有7000个摊位、800多间铺面的小商品批发市场里，不知道有着多少和我父母一样的“老板”和“老板娘”。也许他们来到批发市场的理由各异，但都是被生活的滚滚洪流挟裹到了这里，奋力游着。| 形形色色的摊主们（作者供图）
那时，我们家还住在村里的自建平房，弟弟开始上小学之后，为了方便，他就在市场旁边的学校借读。市场开门很早，每天6点，弟弟就得和父母冒着清晨凛冽的寒风出门，3人骑着一辆摩托车，像个三明治似的。弟弟总是最早在校门口等着开门的学生，他从不睡懒觉，也从来不用父母帮忙收拾，每天都乖乖地早早准备好书包，一点儿也不需要人操心。有天5点左右，母亲起床，天才蒙蒙亮，她却发现弟弟已经在客厅的沙发上看着电视，电视声音很小，他缩成一团，也很小。弟弟说，总是担心因为自己起晚了，耽误父母出门，都会早早地自然醒。2001年起“撤点并校”，村里的小学学生越来越少，要和其他的学校合并。对我的父母而言，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我每天上学要到别的村子去，太远了。他们的生活已经自顾不暇。于是，我三年级开始就离开了村里的小学，转去了一所民办的寄宿学校。转学寄宿后，我每周日下午走3公里到村口搭公交上学，周五下午再回来，不需要接送。宿舍里的其他小孩几乎都会觉得自己是被父母“抛弃”了，所以才被送到这里，晚上常常能听到她们的啜泣。但我没有任何不满，反而还有点感激父母这个决定，只是一想到每个月200元的伙食费会替他们感到心疼。对于许多出卖体力为生的家庭而言，当生存的需求劈头盖脸而来，学习的重要性便会不自觉地往后靠。父母首先想到的不是我的作业多不多，而是周末了店里又可以多一个人手。况且我的成绩不差，所以周末来打下手更显得理所应当。反正我非常乐意出来干活，这意味着生意大好，更意味着我可以帮家里减轻负担。况且，当我逐渐长大，摊位里的衣服我也能穿了，有瑕疵不好卖的衣服，就变成了我的潮流新衣。批发市场的款式，是当时的时尚风向标。尽管那时家里的经济状况早已不那么窘迫，我依然会觉得自己的存在是父母的压力源泉，我的吃穿住行都是家里本可以没有的开销。我并没有想过，对于有的家庭来说，孩子并不是负担，更不需要孩子减轻负担。中学时代的我依然懵懂又单纯，可以很坦然地和同学朋友说父母在市场卖衣服，周末自己要去帮忙，根本不会在意别人怎么想。在异常忙碌的批发市场里，给家人打下手的孩子也不只有我一个，这里甚至还吸纳了不少临时童工。一次周末去帮忙的时候，我毫无形象地穿梭在市场里，拖着一大包货准备送去物流所在的停车场时，恍然发现前面有个拉货的人居然穿着自己学校的校服。我快步向前，认出了他是隔壁班的D，正想打个招呼，他却像是见了鬼般夺路而逃。我心生疑惑，难道是我的样子太狼狈吓人了吗？在学校里，他明明是对谁都极友好的阳光男孩。那天晚上收工回家之后，我的山寨步步高音乐手机上收到了他的QQ消息。他先是连发了3个“在吗？”还没等我回复，头像就继续闪烁抖动了起来，发来一大串消息，大意是希望我对今天的事情保密，千万千万不要在学校里和别人说他在市场打工。我的疑惑被他的请求解开了，原来他只是不想让别人知道自己需要打工补贴家用。尽管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丢脸的事情，依靠自己的劳动为家里出一份力，难道不是应该自豪吗？但我没有反驳，也没有再说什么，只是答应了他。从那时候起，我开始意识到，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在窘困的生活里畅游的。| 周末的市场，一个小男孩正在母亲的辅导下写作业（作者供图）| 小女孩一个人在略显逼仄的摊位里学习（作者供图）
刚刚到市场的前几年基本是维持收支平衡，除去日常开销，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储蓄，这个摊位真的是只能养家糊口。父母也不是没想过要放弃，但是如果不干这个，还能干什么呢？这个无解的问题让他们选择继续留市场，毕竟起码还能糊口。摸爬打滚5年后，父母决定向“当头摊”进攻。在这个小商品批发市场，深藏在巷道里的位子叫“里中摊”，在主干道边上的位子叫“当头摊”，这样的摊位空间更大，人流量更大，当然，租金也更高，是“里中摊”的两倍起。2007年，我小学快要毕业的时候，父母花3万块租下了一个8平米的“当头摊”，还一口气签了5年的租约。然而第二年开始，对方就要求涨租金，害怕失去摊位的父母也只能答应这种出尔反尔的要求。早熟的我那时候开始意识到批发市场里的层级之分——最轻松的顶端是这些“东家”，他们在市场刚刚建好就低价买下摊位，日后就可以把摊位出租，坐享其成，用租户的话说是“坐着数钱”。| “当头摊”的面积更大（作者供图）
来到“当头摊”第二年，2008年，父母的生意开始迎来了上坡路，家里终于开始有了小小的积蓄。父母终于找对了进货和销售的要点。这时，我家的摊位开始专营女装短袖，这些短袖是最基础的T恤版型，上面印了各式图案，从荧屏的流行卡通形象，到火热的明星头像，或者是潮牌LOGO，时下热点全都能找到。T恤不分码数，只要大小合适，似乎什么样的年龄段都能穿。价格低廉，消费者广泛，市区内外周边的零售小店主基本都会来进货，销量日渐增长。在记忆中，那是欣欣向荣的一年，北京奥运会让年少的我热血沸腾。在奥运会开幕式那天，父亲开回了我家的第一辆小车——五菱荣光。那时村里有小车的人家还是少数。这是自弟弟出生后，难得的全家人都发自内心的喜悦时刻，弟弟很高兴，他上学再不用风吹日晒又雨淋了。此后，这辆十分“耐造”的车就成为了我家最实用的工具，运货、跑市场、接小孩……几乎从未出现过问题。许多年后，这款车型被广大网友称为“神车”。与此同时，父母已经完全适应了批发市场的生活，他们尝到了勤恳劳动的小小果实——尽管只是一部再普通不过的平价国产车。| 我家的第一辆小车——五菱荣光（作者供图）
2012年到2015年，生意越来越好。不只是我们一家门庭若市，整个小商品批发市场常年处于人声鼎沸的状态，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基本上是靠喊。至于为什么生意这么好，没有人能给出准确的回答。回想起那几年，母亲的概括是：“都抢着买，有什么要什么，感觉是天上头有神仙给做了法。”在这种超出寻常的红火之中，父亲一开始是极其不踏实的：“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来拿货呢？”渐渐地，他感到恍惚：“这种好事会持续多久？”再后来，他已经懒得再想——傻子才拒绝送上门的顾客，谁管他怎么来的。批发客户的需求越来越大，广州、株洲、福州、上海、嘉兴……父亲跑的市场越来越多。在智能手机还未“下沉”到70后的时候，父亲靠着十分不标准的普通话和纸质地图，走遍了许多批发市场。他的目标是搜寻各大市场的低价女装短袖基础款——因为这时印刷T恤已经逐渐失势，批发客户也开始追求简约风。8平方米的摊位已远远不够用，为此我们家又租下了紧挨在旁边的摊位，扩张“势力范围”达到了16平方。父亲在外奔波的时候，母亲一个人照看摊位已经力不从心。我家开始招女工帮忙，从1个到2个，巅峰时期，16平方米的小摊里一共7人在忙活。| 忙碌着拉货的工人们（作者供图）
在难以喘息的忙碌中，父亲寻找到了批发成衣的乐趣，经济上的回报冲淡了劳力的辛苦。他乐观地觉得，只要保持这种干劲，生意就会一直好下去，生活也会越来越好。“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成为他坚信的座右铭，为此，还在家里挂上了“天道酬勤”的牌匾。这是他最意气风发的几年，依靠自己的双手，他挣来了更好的车子、城里的房子，和看似理想的生活。一眨眼，我已经准备上大学，弟弟也到了懂事的中学阶段。在同时入行的朋友之中，有的人依然摸不到门路，有的人早早被市场淘汰，而他成为了最早立足于城市里的人。他规规矩矩上班的同龄朋友拿着固定的死工资，操心着尚小的孩子。他曾经羡慕的人开始羡慕他，就好像命运开了个玩笑。我填高考志愿时也因此受了影响，认为体制内只能拿没意思的薪水，到市场、到企业里才有机会赚钱，所以填的都是商科专业。母亲却说，你要不要考虑师范院校？我一口回绝。我那时候已经知道，母亲的心里依然留恋着三尺讲台，所以她希望女儿有朝一日也能和曾经的她一样，传道授业解惑。但我并没有采纳她的建议，也忽视了她眼中的渴望和热情。那几年，针对乡村代课教师的政策开始改变，通过“特岗教师”招聘的统一考试，曾经退出讲台的代课教师就可以重回校园。通知一出，母亲便试探性地对父亲说：“要不，我去考一考？”父亲并不认为母亲能通过考试：“考什么考？早上6点到晚上6点，都在这16平方打转，哪还有精力看书，怎么考？”况且，那正是家里生意最好，最需要人手的时候。母亲并没有因此作罢：“我晚上看书又不耽误白天做事。这样都能考上的话，就该回去教书。”父亲依然极力反对：“回去当老师，哪有老板娘赚得多？而且这么多年了，什么东西都忘了，怎么考得过？”“钱一辈子也赚不完。考不过就算了，不试试我心不甘。”一向温和的母亲用坚定的语气表达了自己的想法。父亲也不再阻拦，只是碎碎念着：“唉，考不上的，考不上的。”母亲只把这些话当耳旁风，此后，每个稍微有空的夜晚，都抓紧了时间复习。然而，最后并没有考上。但母亲没有向我们流露出任何伤心的状态，她的念头也没有因此被打消，还是很倔强地表示：“有机会就继续考。”看到这样的结果，父亲有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继续考就能考上啊？你以为考试是买彩票抽奖吗？”第三次考的时候，母亲居然真的“中奖”了。这是一个喜忧参半的消息。少了老板娘，夫妻档就难以维系，但考上了不去入职，母亲又心有不甘。最后，父母商讨出了一个折中方案：工作日母亲去学校上班，中午休息时她骑电瓶车过来市场打下手，休息日她依然全天到市场干活。数年后，我问母亲，当初为什么那么坚定地要重新考教师。本以为母亲会给我一个很有情怀的答案，结果她说：“还不是为了老了好过点！老了做不动批发，到时候退休金也没有，我们两个就变成你和弟弟的负担。”听到这样现实的回答，我有些惊讶：“其实弟弟和我一直以为你是因为喜欢。”“也说不清是不是喜欢。不过你爸不会想这些，而且当时生意好，但我知道做不了一辈子的。”我接着问：“那，你当时没有和他说这个想法吗？”“没有，说了你爸会觉得我看不起他。”的确，父亲从不喜欢预设关于市场的任何不好结局。在他看来，如果觉得生意会江河日下，是对他能力的否定。生意的红火和萧条似乎都不太讲道理。2016年以后，市场就开始渐渐地冷清了下来了。我家渐渐支撑不起几个工人人力成本，慢慢地只留下了1个女工。这还是因为母亲去学校上班之后，父亲独自实在应付不来。为了多些生意，父亲不再专营短袖，摊位里的货源变得混杂多样，女式打底衫、防晒衫、针织衫、套头衫都有。他认为，多元化的品种可以招揽更多的客人，薄利多销也是一种出路。然而生意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发展，市区街边的零售小店越来越少，来进货的零售小店主也越来越少。少数县城乡镇的零售小店主们依然会来这里进货，偏远地区的成衣零售业似乎还没有被互联网彻底冲垮，只是曾经意气风发的老板们也渐渐老了。以前因为忙碌交谈甚少的同行们，也终于在闲暇时间能够聊上几句，主题常常是“为什么没有客人了”，可大家都说不清为什么生意红火的日子就这样一去不复返了。| 许多摊位已经无人开门（作者供图）
对面摊的老板“老革命”从市场建立就开始打拼，他的结论是，市场货过时了，就像他老了一样，没人喜欢过时货，就像没人喜欢老东西：“衣服裤子，不时尚就不是东西！”旁边摊的自产自销的老板娘觉得，是自家小作坊制衣没有大厂家的批量生产优势，价格竞争不过别人。她说：“广州、武汉的大厂走量，我们人工费肯定比人家高，大鱼吃小鱼，做生意不就是这样？”父亲则坚称互联网经济是罪魁祸首，淘宝首当其冲：“我女儿小时候都穿我们的衣服，现在都自己淘宝买，又平又靓，现在的年轻人都这样了，哪里还有人逛市场？”而每当有人反问：“你怎么不做网店？”他就会更加激昂地陈词：“不是我不想做，进货的老板人家都在做淘宝，你怎么做得过人家广州十三行、武汉汉正街？”大家争执不下，从来没有得出过统一意见。这时如果卖糖水的小贩推车经过，卖糖水的阿姨就会过来问：“各位老板，吃一碗润润喉吗？” 没错，各种流动小摊小贩，也在这个市场流窜着。卖糖水的，卖快餐的，卖水果的，卖小吃的……这位卖糖水的阿姨，她总是用一个有复读功能的喇叭自动循环叫卖：绿豆、芋头、西米糖水！从父亲开始干这行，我就开始听这个叫卖声，这么多年了，小贩来来去去，这个声音还在。糖水阿姨有一个神奇之处，她总能捕捉任何望向她推车的目光，然后朝这目光不断靠近，问上一句：“来一碗吗？”小时候，我是很高兴听到她由远及近的叫卖声的，如果父亲心情好，或者那天生意不错，恰好她路过的时候我们又不忙，我就能喝上一碗绿豆糖水。我见证了绿豆糖水从5毛钱到现在的2块钱，也见证了市场的萧条让阿姨的糖水也渐渐卖不动了。她早就抓住种种时机向摊主们打广告，说自己准备在夜市街找个固定位子做糖水，老客们来有优惠价。老板们总是开玩笑回应：生意再差下去，就喝西北风了，哪还喝得起糖水？| 市场里的各种流动小摊小贩（作者供图）
家里的生意越来越差，疫情歇业了大半年之后，更是难以挽回地差下去了。单价10来块的打底衫，生意巅峰时期能卖到5、6万一天的流水，而现在每天的流水不到1000块。促销降价手段都失效了，因为市场里顾客越来越少。这种状况别说养家糊口了，连摊位的租金都赚不够。我们家已经雇不起工人，只剩下父亲一个光杆司令。尽管父亲已经说了不再需要帮手，但是我假期回家依然会到摊位上帮忙。每到年底，整个市场就会大甩卖，不论是卖成衣，还是卖布料，还是卖五金，或者是卖玩具文具，总之统统都大甩卖。毕竟有些东西，过时了就不好卖，放着也是占仓库，卖了还能回点本钱。而且临近过年，来批发市场的零售客人会多一些，大多数是来淘东西过年的。但时至今日，来批发市场大甩卖“捡漏”的零售顾客也越来越少，一部分是经济收入不高的中老年妇女，一部分是还没有经济来源的中学生。10年前那种放眼望去满是年轻时尚顾客穿梭游走的场景，早已一去不复返。| 用手机从楼上拍的全景图，客流量比往年相比少了许多（作者供图）
因为不再续租，所以今年清仓的任务就是甩卖店里所有的存货。一般是5到10块钱一件，主要是10块钱一件的打底针织衫，5块钱一件的薄套头上衣和防晒衫，全部是均码的。至于顾客年龄段，那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只要她肯买，几岁都能穿。我就坐在门口这儿大甩卖，有劲儿的时候喊一下：“5块10块，来看看啊！5块10块，平过青菜……”诸如此类，方言和普通话交错着来。一有人来挑挑拣拣，就看人说话——如果是一个阿姨闷头挑挑拣拣的，就在旁边碎碎念衣服多便宜划算；如果是几个妇女边挑边讨论的，就可以说啊呀这件衣服你穿再合适不过了，针织的有弹性，显身材，白色的衬你，红色的喜庆；如果是学生，我就会说我也拿了一件穿，很舒服不起球好搭配……总之，胡说八道，目的就是卖出去。清仓时常常是一会儿忙得昏头转向，一会儿就闲下来无事可做。这时候客流量总是间歇性的，往往有一个人挑挑拣拣就会吸引更多人挑挑拣拣，喜欢凑热闹的中国人心理在这里也得以体现。大甩卖嘛，总感觉人多的地方代表东西更划算，有便宜不占是傻蛋，赶紧冲过去抢抢才是正经事，自然就一哄而上。但人多的时候，我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诱惑每一条想上钩的鱼，还要注意有没有人趁乱偷衣服。因为在这个小商品批发市场，偷衣服的事情屡见不鲜。| 我家摊位正在清仓（作者供图）
卖东西肯定会遇上形形色色的客人，大甩卖的时候也是这样。有的人对着几块钱的衣服挑来拣去，有的人像占了大便宜一次买一打，有的人还是要讨价还价，有的人看了好久却不下手，有的人和同伴一边挑一边吐槽然后离开，有的人离开后又回来。有人让我觉得做生意开心，有人也会让我无奈愤怒，但是对于每一个摊主，保持平静，多看好事，才是做买卖的秘诀。在这个小商品批发市场， 被父母们、大多数是母亲们领着来买衣服的孩子，总是不敢主动说我想要哪件衣服的。大部分情况是母亲问小孩，这个好不好看？小孩要是点头，母亲就开始和店主砍价，如果没砍成，有的母亲就一把拉上孩子离开，或者问孩子：你想要吗？面对这样的问题，孩子们有的低头不做声，有的会很懂事地说“算了”，有的会说“也不是很想要”。砍价失败后的结果往往都是离开。我见过太多被母亲拉走的女孩子，转头回望自己刚刚心仪的衣服，那种眼神，我不知道应该说什么才好。我几乎没有见过斩钉截铁底气十足地说“我要”的女孩子，穷人孩子的懂事让我感同身受。因为我也曾是她们那样子，就像我从来不会主动和父亲说想喝一碗绿豆糖水。但今年清仓的日子里，父亲几乎每天都买糖水。我清楚地知道原因，其实是他舍不得。将近20年的市场生涯，就要这样结束了，市场的糖水也喝一次，少一次。其实在他看来，如果能赚到租金、维持生活，那生意还是可以继续，毕竟人到中年，所有掌握的技能都和市场息息相关，一旦离开，确实不知道自己还能不能在这个激流勇进的社会里立足。然而江河日下的批发生意让他彻底灰了心，再不舍得也明白，怎么挣扎也依然会面临亏本，所以只能放手离开，虽然他还没有想好自己下一步到底应该怎么走。我一直以为，只有年轻人才需要走一步看一步，未曾想到人到中年，还会面临这种踌躇不安。如今，父亲又开始羡慕那些工作稳定的朋友，起码他们不会面临中年失业的危机。有时他也会和我说，以后你要是像你母亲一样当个老师，也挺好。而我看到现实的种种，也开始觉得能有稳定的工作，的确是很好的选择。我们爷俩似乎全然忘记了当年在填报志愿时是何等抗拒师范类院校。也许我择业观的改变，也是家庭生活对我的深刻影响的一个剖面。“告别机器人生活，租期到，档口内，样样10元”。为了吸引顾客，父亲用大红纸手写了这样的牌子，挂在摊位最醒目的位置。我问他为什么是“告别机器人生活”？他说，这么多年，一直在这个小小的摊位忙碌，没有休息日，没有节假日，自己活得像一个赚钱机器，现在要和这样的生活告别了。“做久了机器人，一下子不用做，也是很难习惯的。”他的语气有些怅然若失，然而今年的清仓却更加惨淡了。我再问他会不会很讨厌淘宝之类的网购平台，他只是很平和地说：“有什么喜欢和讨厌，时代的选择，没人能抵得住。”也许是20来年的批发市场生活，让父亲变成了哲学家。编辑 | 简晓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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